武漢肺炎已經確定載入史冊，後世論斷此事將如何評價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表現呢？
或許正是基於對歷史評價的敬畏之心，習近平日前罕見地讓中共「求是網」全文刊登2月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講話，有意對外說明他對疫情防控的重視。現實上來說，習也必須對外澄清他並未慢半拍或如外界所稱「神隱」，而是「一直親自指揮，親自部署」。因為武漢疫情造成全民受害，加上各地政府採取種種極端粗暴手段，許多民眾染病無法就醫等等，已經激發大量民怨，把他上任以來苦心積累的民間聲望給毀去泰半。
武漢疫情擴大凸顯中共舉國體制失靈；由於輿論管制與瞞上欺下的官僚作風，使得防疫無法阻絕於始發之時，才讓疫情失控到無法收拾地步。諷刺的是最終疫情的結束，可能還是得靠舉國體制特有的國家動員、戰時機制才能奏功。到時候，中共當局如果不思體制的徹底改革，還要宣揚這種制度的優越性、合理性，恐怕就將等待下次災難再度降臨。
最新一期《彭博商業周刊》封面以整頁紅底白字的易碎物品貼紙及英文雙關語，警示當前「脆弱中國（瓷器）」情況，言外暗喻武漢肺炎疫情對習近平政權存亡正帶來最大威脅，如同搬運的瓷器般，一不小心就很可能破碎。此刻的習近平無疑正處於歷史的轉折點。疫情終會過去，他將如何面對未來的中國？蔣經國的經驗或許可以供他借鏡。
時間回到42年前的1978年12月16日，就在中共召開11屆3中的前兩天，凌晨兩點美國大使安克志叫醒了熟睡中的蔣經國，當面宣讀美國政府的斷交聲明。
那一年的5月20日蔣經國剛就職第六任總統，年底就遇上台美斷交，隨之而來的還有中共凌厲的統戰攻勢。1979年元旦中共發表《告台灣同胞書》， 1981年提出《葉九條》，1983年「一國兩制」首次出現。當時的台灣內部也很不平靜，先有1979年12月的美麗島事件，再有1980年2月的林宅血案，接著是1981年7月的陳文成命案，以及1984年10月的江南命案，每一樁事件都讓島內情勢更加緊繃，也令台美關係備受考驗。當時蔣經國的處境只能用「內外煎熬」形容。
然而面對層出不窮的挑戰，蔣經國並沒有選擇逃避或走上軍事統治之路。1983年4月他下令解散劉少康辦公室，放逐王昇；1985年12月公開宣示「蔣家人不能也不會競選下任總統」，國民黨隨即成立政治革新小組；1986年9月民進黨創建，蔣沒有聽從黨內保守派的要求強力壓制，並在9天後透過外媒來訪機會宣告，台灣即將解除《戒嚴法》與開放黨禁、報禁。
回頭審視這段歷史，並不是要說蔣經國如何英明偉大，但蔣能在關鍵時刻做出順應潮流的決定，說明他是以對國家和歷史負責的態度來應對挑戰。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，宣布解除戒嚴與開放兩岸探親，前者使台灣走上民主化與本土化道路，後者讓兩岸結束敵對狀態，兩者形成微妙統獨平衡，影響直到今天。
鄧小平說過：所有改革都是被迫的！武漢疫情就是習近平的江南命案，他應當學習蔣經國，把壓力轉化為改革的動力，這才是面對歷史的正確抉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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